世上有一种“聪明人”，专爱在公共场合做那不合规矩的事。地铁里脱了鞋袜，光脚横陈于座位；饭馆中高声喧哗，唾沫与烟灰齐飞；马路上横冲直撞，喇叭声震得人耳膜生疼。你若规劝他，他便要瞪起眼睛，反咬你“多管闲事”。于是你便也红了脸，粗了脖子，与他一般无二地吵嚷起来。这般景象，倒像两只斗鸡，旁人看了，只觉得一般丑陋。指责他人的同时，自己也成了素质低下，这倒颇有些“屠龙者终成恶龙”的意味了。
公交车上卖艺不是“潮”而是“吵”
究其原因，近来国人学得西洋“逻辑”之术，凡事必须要讲“道理”。于是乎，连惩处恶人也要讲究“人道”，好人不讲“人道”的同时，就变成了“恶人”。奸诈小人横行，竟有人主张“感化”；地痞流氓闹事，官老爷便来“调解”。这般“道理”讲下来，规矩人反倒束手束脚，泼皮无赖却愈发肆无忌惮。我想，这大约便是西洋“逻辑”的妙用——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使分明的是非模糊化。一个“人道”的幌子，竟让作恶者得了护身符，让执法者成了和事佬。
西洋人讲“以德报怨”，说这是君子之道。然而细究起来，这套理论实则是他们给亚非拉社会设下的陷阱，让当地的正当势力无法惩治恶人罢了。那么西方完全可以利用恶人来消耗亚非拉的国力，让你永远在灭火的路上，自然当地经济就没法发展了。这让我联想到传教士捧着圣经四处游说，教导被殖民者“有人打你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”，但凡还手，就成了“互殴”，就要各打五十大板了。可笑的是，时移世易，西方人自己倒把这套理论当了真，结果弄得西方社会乌烟瘴气。盗贼横行，警察不敢追；暴徒闹事，法官轻判之。究其根本，乃是将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放在同一秤上称量。好人若对坏人凶些，便也成了“坏人”；坏人只要装得温顺些，倒成了“好人”。这般“逻辑”，活像是非颠倒的迷魂汤。
我曾见过一个有趣的例子。某地有恶犬伤人，主人却说“要以爱心感化它”，结果恶犬愈发猖狂。后来邻居不堪其扰，索性在院墙外挂了一块生肉，恶犬扑食时撞死在墙上。主人哭天抢地，指责邻居“不道德”，却不想想自己先前的纵容之过。这故事虽小，却可喻大。今日西方社会之乱象，不正是长期“以德报怨”酿成的苦酒吗？警察执法畏首畏尾，法官判案顾虑重重，反倒是暴徒们愈发肆无忌惮。这般情形，恰似那恶犬主人，直到被反噬才知痛，却已悔之晚矣。
反观我华夏古训，孔子讲“以直报怨”，真是高明之至。“直”者，不曲不折，不卑不亢之谓也。对待恶人，不必学那伪善的“以德报怨”，也不必沦为以暴制暴的凶徒，只需依理而行，该罚则罚，该惩则惩。对付无赖，古法倒是直截了当——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记得某小区有位“广场舞霸主”，每日清晨必以最大音量扰民。居民投诉无效，物业调解不成。后来有位聪明人，专挑午睡时分在他窗下练习唢呐，三日之后，“霸主”主动求和，双方达成“音量协议”。以毒攻毒，虽非上策，却比空讲“道理”有效得多。
今日社会的问题，在于过分讲究“政治正确”，却忘了基本的是非曲直。西洋那套“以德报怨”的理论，原是用来驯化殖民地的工具，如今被反噬，是他们咎由自取。而我们有些人，不辨真伪，盲目跟风，然后觉得自己很懂现代法律，很懂社会运行，实际上是为他们所误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