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“语言进化论”的鼓吹者们，每每晃着油光水滑的脑袋，搬出“适者生存”的“科学道理”来。他们说方言的更迭如同生物的演化，该淘汰的终要淘汰，该兴起的必然兴起。这般论调，听来颇有些达尔文的腔调，把社会现象用了自然科学的名词来解释，似乎增加了其科学性。
我就见过几位这样的“语进派”学者，最擅长的手段便是将社会的干预伪装成“自然规律”。拿着国家推普政策为幌子，把限制方言被冠以“提升国民素质”的大帽子，从而，许多地方方言因学校、媒体、公共空间的政策限制而逐渐式微。语进派却对此振振有词：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”
实际上，语言变迁的过程远比那些“语言进化论者”描绘的简单模型要复杂得多。文化的存亡并非宿命，而是无数个体和群体不断选择的结果。一个显而易见的反例便是希伯来语的复兴。
两千多年无人使用的语言，竟然能在现代复活，成为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，这本身便是对“大势所趋”论调的有力反驳。犹太人从未将希伯来语看作一门“过时”的语言，而是始终将其视作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。他们用教育系统、文学创作、宗教仪式等方式，硬是将这门语言从历史的尘埃里拉了回来。若是按照语进派的逻辑，希伯来语早该在“优胜劣汰”的进化中灭绝了，可事实恰恰相反。这不仅说明语言的命运是可以被人为主导的，也证明了所谓的“趋势”不过是人为制造的幻象。
同样的例子还有加泰罗尼亚语。曾经的西班牙当政者佛朗哥，曾以固执的性格，试图彻底抹杀这门语言，一时当地孩子不会说母语的现象甚众。而当佛朗哥时代结束后，加泰罗尼亚语却迅速复兴，其背后是无数民间力量的坚持与努力。这再次说明，语言的存亡并非固定的轨迹，而是人们选择的结果。
东瀛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。江户时代，日语里汉词只有两成，绝大多数都是和词，民间95%不认识汉字，多数只会假名。而到了明治年初，大政奉还，日语变成汉词占七成，和语只剩三成，汉字变成了日语习惯。而再往后，西学东渐，那些穿西装的日本官僚们便道：“汉字乃‘Chi Na’遗毒，当尽数铲除！”和语词开始生造出一大片；后来军靴踏遍东亚，又改口说：“汉字乃东亚共荣之基，当发扬光大！”再往后，二战日本打了败仗，吃了两颗原子弹，于是在美军的淫威之下，汉字差点被废除，最后经过双方谈判妥协，折衷的限制汉字令出现。汉字使用率又开始下降。原来，汉字所谓“自然发扬”“自然淘汰”，全系于文部省一纸命令。
日本近代存在一个显著的汉字词上升期
而印尼语的故事最是讽刺。这个万岛之国建国时，现代印尼语的母语人口近乎为零。这门廖内群岛的马来方言，经过标准化处理，竟规定为新生的“民族语言”，丝毫不顾及本土强势的爪哇语。而把印尼语作为国语的目的，却是这个国家不切实际的政治野心——吞并马来西亚。于是一门外族语言就被民族主义者用泛马来主义的浆糊黏在国策上，当局宣称这是"历史的选择"。虽然大马来西亚主义毫无意外地流产，但这门人工语言，却靠着义务教育与电视广播的强力灌溉，竟真在千岛之国的文化土壤里扎了根。根据2010年的统计[^1]：印尼语成为19.94%印尼人的母语，仅次于爪哇语的31.79%，排第二。由于印尼语在年轻人中使用比例更高些，可以预见未来将成为印尼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。而若加上持第二语言者，印尼语普及度达到92%，发明印尼语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初衷，彻底达成了。
再回看国内某些“语进派”的嘴脸，他们为了推销自己的“语言大一统”迷梦，不惜编造“南方方言阻碍经济发展”“方言使用者素质低下”之类的谎言，甚至刻意煽动地域歧视，把语言差异扭曲成先进与落后的对立。他们那套理论，本质上是要用各种社会压力打造一个“全国同声”的乌托邦——仿佛只要消灭了方言差异，社会就能自动进步，经济就能自然腾飞。殊不知，这套逻辑不过是把自私目的包装成“历史必然”，把圈子意志美化成“自然规律”，活脱脱一副“我要你死是为你好”的嘴脸。
所以，语言哪有什么“大势”？如果我们去相信“语进派”学者的鬼话，就相当于跪着的人，偏要编出个“地心引力”的科学理论，好解释自己膝盖为何发软。
参考文献
[^1] 印尼当局2010年的语言统计，标题：Kewarganegaraan Suku Bangsa Agama dan Bahasa Sehari-hari Penduduk Indonesia